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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历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 徐肖冰摄
毛主席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都嫌艰涩难懂的书，毛主席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实践中。
我作为政治秘书第一次与毛主席面谈，是1954年11月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畔。当时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没有几天。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刚刚在碧波中舒展了健壮身躯的毛主席，此时兴致极佳，谈笑风生。他问我有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我简要谈到，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幼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直至到主席身边，时年29岁。
上世纪20年代初，毛主席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我提到保定，引发了他的谈兴。他说：“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吧？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触及历史，毛主席谈锋更健：“曹锟用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说到此，毛主席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我发现，毛主席每每谈及古代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而从这一笑中，却能体会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样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雄伟气魄。
毛主席略为沉吟后，对我说：“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我消除了拘谨，回复了平静自然。
开国大典 侯波摄
就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地对我说：“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接着又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喽。”言罢，大笑起来。
教他学英语，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一项新工作。我从别人那儿得知，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我不知晓。学习从哪儿入手，我心中无底。于是我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主席欣然同意。 我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当时，毛主席已年逾花甲。从那天起，我既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又兼他的“英语先生”。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
1957年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数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的演讲，工作十分紧张。但沿途他学习英语的兴趣依然不减。从徐州飞往南京，从南京飞往上海，航程只有一小时。他除了给我书写了有关当地的古诗词外，其余时间，都用来学英语。学习中，他常常纵论时事，谈古论今，探讨学术。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并非毛主席的工作照，而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据我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摄影记者拍摄的。
被誉为“红色摄影家”的著名新闻摄影家侯波，曾经担任中南海专职摄影师。在她近30年的摄影生涯中，拍摄了无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珍贵照片，“开国大典”、“毛主席在韶山”等作品均出自她手。
将瞬间定格为永恒
在“摄影伉俪”侯波、徐肖冰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 一天，侯波接到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主席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
“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但中央有任务就来电话通知，常常是背上照相机就走。”侯波回忆着。会见结束后，侯波收拾机器正准备离开。这时，主席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主席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而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陈赓在你家乡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呢！”主席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主席，本来心里有点紧张，没想到主席那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她一下子轻松起来。但想到不能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起身向主席告辞，可她的心里总感到与主席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
毛泽东和朱德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研究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对敌作战形势 徐肖冰摄
果然，主席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起了照相机，侯波、徐肖冰在主席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主席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主席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一天。 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令人激动的一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
当时她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了抓住好的镜头，她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琉璃瓦面上。“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周总理看到了，忙用手拽住我的衣角，等拍完后，发现总理还拽着我的衣角。”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主席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党的“七大”会上 徐肖冰摄
改名换姓追随革命
其实，“侯波”并不是她的本名，出生时爷爷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时，当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做过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周兴处长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
虽然爷爷没念过书，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所以想尽办法供养后代上学。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30多里的学校念书，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直到侯波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被暗害后，全家人一下子陷入了穷苦的泥沼。
悲伤不已的爷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一天，一个女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同学们纷纷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应该去中条山找抗日游击队，为抗日出力。
回到家，侯波告诉了奶奶，奶奶二话没说，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四块银元。奶奶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就这样，侯波怀揣四块银元，投奔了中条山革命队伍。不久，她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由于她表现得积极、好学、上进，14岁时，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右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畅游湘江之后,在农家门口小憩 侯波摄
在青训班学习几个月后，侯波来到延安，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先后上了7年学。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
在这期间，她和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相识相恋，这也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与摄影结缘。那时，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一个很秀气、爱脸红的姑娘。有一天，几个女同学约她到延河边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是咱们团的大摄影师。 ”当时，侯波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战争年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花前月下，两人接触一段时间后，相互的印象都非常好，“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侯波回忆到。
然而，这份朴实的爱却经得起风雨的洗礼。“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为“坏分子”、“假党员”，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徐肖冰偷偷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短诗，鼓励侯波要相信党和人民，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天冷了，徐肖冰又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果是很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没收了糖果，还训了侯波一顿。虽然没吃到糖果，但侯波分明感受到了徐肖冰的情意：“他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
朱德、彭德怀相持不下，邓小平观战不语。图中间少年为邓朴方。 侯波摄
从枣园到中南海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
从这时起，侯波开始学起了摄影，“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后，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这期间，侯波参加了一些重大活动的摄影，如政协筹备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的拍摄工作。
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国家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此后，在近30年的时间里，侯波夫妇俩拍摄了无数张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时刻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
侯波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后，我悟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对侯波来说，那段给领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说是人生宝贵的馈赠。
在中南海记录领袖的日子里，侯波每天都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就出发。“不过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就是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
“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同志拍摄的一组照片，是我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当时侯波已经67岁，是彭真同志特地打来电话，请她赶去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画面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另一张照片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的小道，令人感受到革命伉俪情深意笃的生活画面。 这两张照片后来被用在了彭真画册的首尾。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这些照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由于他们夫妇拍摄的照片，涉及到领袖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平时都在国家档案馆珍藏。这是第一次与普通观众见面，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参观者来自各行各业，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观看。应许多外地观众的要求，这些摄影作品还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影展反响之强烈，连侯波夫妇自己都说没有料到。
秦基伟观看展览后感慨不已说：“像这样的照片，应当出本画册，让更多的人都看得到”。
1989年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终于得以出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邓小平同志看了画册，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并在画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摘自《中国高端访问》吴志菲 余玮著 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1月版）
